第119章 柏林回响(1/4)
施密特博士回到柏林后,那份震撼并未随航班降落而消散。他办公室的窗台上,那只青瓷斗笠盏静静地立着,晨光穿过古老的菩提树叶,在釉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他凝视着茶杯,想起宋清在MIT工作坊上说的一句话:“器物会记得触摸它的人。”
这句话萦绕在他心头。作为技术哲学教授,他研究过海德格尔的“物性”,探讨过技术如何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。
但那只来自宋代的杯子,以及围绕它展开的整个跨文化对话,让他意识到自己学术框架中的某种缺失——一种对“具体物”与“具体实践”中蕴含的认知方式的忽视。
一周后,柏林工业大学举办年度“技术与人类未来”研讨会。施密特博士调整了原定的演讲主题,将题目改为《器物的记忆:论技术认知中的具身性与文化性》。
礼堂里坐满了工程师、哲学家、设计师和学生。施密特博士没有立即进入抽象理论,而是从那只青瓷杯开始讲述。
“这只茶杯诞生于十二世纪的中国,”他举起杯子,让灯光透过薄如蝉翼的瓷壁,“当时的匠人可能不会想到,九百年后,它会出现在柏林的研讨会上,成为一场关于技术哲学讨论的起点。
但我想问的是:这只杯子仅仅是一个‘物体’吗?还是说,它承载着某种跨越时间的‘知识形态’?”
他展示了一系列图片:宋代窑址的考古发现、古代茶画中饮茶的场景、现代科学对青瓷釉面微观结构的分析。
“传统的技术史会这样讲述:中国发明了瓷器,这项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,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。这是线性的、进步论的叙事。
”施密特博士顿了顿,“但当我亲手使用这只杯子喝茶时,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它的实用功能。
杯壁的弧度如何贴合嘴唇,釉面的质感如何传递温度,甚至杯子在手中的重量分布——所有这些都在无言中传递着设计者的意图: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容器,而是一个邀请,邀请使用者以特定的方式参与一场感官仪式。
他调出在MIT工作坊上拍摄的照片: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挑选不同茶杯的场景。
“在这里,茶杯成了认知方式差异的实体化体现。
选择青瓷的人,可能被那种温润内敛的美感吸引;选择土耳其彩釉杯的人,可能偏爱鲜艳的色彩和繁复的纹样;选择日本乐烧杯的人,可能欣赏那种粗犷自然的质感。
每种选择背后,都是一整套关于美、关于价值、关于如何与世界互动的预设。”
演讲的后半部分,施密特博士转向了红星的技术实践。他展示了“动态免疫层”的简化模型,以及风电场老师傅王建军维修记录的手写笔记照片。
“这家中国科技公司的创新之处在于,他们试图让技术系统具备某种‘具身认知’的能力——不是通过预设所有规则,而是让系统在环境互动中‘学会’区分重要信号与背景噪音。
这让我想起海德格尔对‘锤子’的分析:熟练的木匠不会把锤子当作一个需要刻意操控的物体,而是让它成为手的延伸,在敲打中‘忘记’锤子本身。”
他对比了两种技术设计哲学:“西方的传统倾向于将世界对象化、参数化、模型化。
这带来了巨大的精确性和可控性,但在面对复杂、模糊、动态的系统时,也可能丢失某些关键信息。
而红星公司引入的东方智慧,则更强调系统与环境的共生关系、整体感知、动态平衡——不是放弃精确,而是在精确之外,增加一种‘质性判断’的维度。”
演讲结束时,会场爆发出持久的掌声。提问环节异常热烈。
一位机械工程教授问:“施密特博士,您描述的这种‘质性判断’如何工程化?它听起来很美好,但在实际设计中,我们如何将模糊的经验转化为可实现的算法?”
施密特博士调出了林一在苏黎世听证会上展示的“经验学习层”架构图:“这正是他们正在探索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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